在新撰著的《人在原野——阐述一种新文明观》（广州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认为，我们在都市里生活，现在很难呼到新鲜的空气，难得看到澄明的天空。工业化摧毁了人类的田园梦。人类巨大的开拓性力量使自然日益萎缩和衰败。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类在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而遇到自然的无情惩罚，并危及到自身生存的时候，才懂得自然界的不可侵犯，才开始反省自己的“征服”行为。人们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自食苦果？人类为“征服”自然付出了多少代价？当我们获得了丰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时，我们的生存质量为何日益恶化？还有，人们为攫取自然资源、生产消费产品而不惜破坏环境，不惜损害后代人的利益，这种行为难道是道德的吗？这种迟来的反省，实际上也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长期以来呼吁和斗争的结果。我们应该永远铭记那些呼唤环境意识，为保护生态而毕生努力的勇敢斗士。
奥尔多·利奥波德（一八八七至一九四八），是享誉世界的环境保护主义理论家，他写的一本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沙乡的沉思》，被认为是“关于人和土地的生态及其伦理观”的不朽作品。在这本书中，利奥波德不仅描述了大自然的无穷魅力，而且从哲学的意义上，提出了“土地道德”的概念，把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与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威廉·福格特，同样也是一位著名的环境思想家，他的《生存之路》向人类提出警示：我们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类文明将遭到毁灭。福格特指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再也不能实行“榨取经济”了。巴里·康芒纳是美国当代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他在著名的《封闭的循环》一书中，对现代技术所造成的环境危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指出技术的缺陷导致了空气中的光化学烟雾、湖水中的有机废物、整个地球的核灾难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他警告：这些将驱使人们走向自我毁灭。在关于环境问题的著作中，最令作者震撼的是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一九○七至一九六四）写的《寂静的春天》。书中写道：“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它生命。”该书不仅表达了卡逊作为科学家对自然界的生态忧虑，而且渗透着她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寂静的春天》，宣布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时代的终结。一九七二年，联合国召开了人类环境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两个文件：《只有一个地球》、《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也是在这一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一九八四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成立，并于一九八七年会议上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经典性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一九九二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会上发表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
人类在不断地认识自然，也在不断地认识自己。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人类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人类的进步，不仅是生存意识的进步，而且是价值观念、权利观念、道德观念的进步。美国环境伦理学家H．罗尔斯顿曾以科罗拉多瓦赫原野公园的新旧指示牌为例说明这种进步。以往的指示牌上写着：“请留下鲜花供人欣赏。”后来新的指示牌改为：“请让鲜花开放。”前者表现出人作为自然界的主人的傲慢态度，后者则表现人对自然的谦恭态度和平等意识，以及维护自然界生机盎然的责任感。因此，这里不仅仅是个生态环境的问题，它更是个伦理境界的问题。在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确立一种新的文明观。环境、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这些用语固然与经济指标、资源存量、环境政策等密切相联，但这类问题的核心却在于人类的文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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